《水经》是我国第一部记叙水系的专著，其中简要记叙了137条宇宙主要河流的水谈情况。但由于原文对水谈的世代相承及流经地区的地舆情况记录不够详备、具体，给后东谈主盘考历史地舆带来一定的辛勤。如其中所载沔水流经的居巢和牛渚等地就曾激发争议。

水流之疑

《水经·沔水》记录：“沔水与江合流，又东，过彭蠡泽。又东北，出居巢县南。又东，过牛渚县南。又东，至石城县，分为二：其一东北流，其朋过毗陵县北，为北江；南江又东……”（后一个“其一”当在“南江”前）

这段记叙中的地名，《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俱有具体位置先容：其中第894页引《汉书地舆志》称彭蠡泽“在豫章彭泽县西南”；第458页居巢县“在今安徽巢县东北五里”；“牛渚”无县名，第169页载有牛渚山“在安徽当涂县西北二十里，又名采石”；第270页“石城县”共有十五处，其中与沔水关系的石城县“故城在安徽贵池县西七十里”；第636页说毗陵县即“今江苏武进县治”。将这些地名串联起来，其互相间所处场地为：彭蠡泽在居巢西南，居巢县在牛渚西，牛渚在石城县东北，石城县在毗陵县西南。

赫然，其中部分地舆场地与《水经》所记沔水的流向存在矛盾。因而，北魏地舆学家郦谈元于《水经注·沔水》中质疑：“《经》所谓石城县者，即宣城郡之石城县也。牛渚在姑孰、乌江两县界中，于石城东北减五百许里，安得径牛渚而方届石城也？盖《经》之舛误也。”可缺憾的是，郦谈元虽建议疑问，却并未对其作出分析或辨正。

《水经》所称“沔水与江合流”的“江”，指长江。长江出武穴后，于九江处汇入赣江水，使得水量陡增而酿成了一个偌大的泽薮叫“彭蠡泽”，然后溜达成网状面貌流出，无以成江。这可能便是《水经》在记录江水时，至江水“又东，左得青林口”处如丘而止，后以沔水记之的根底原因。

沔水“过彭蠡泽”后，“又东北，出居巢县南。又东，过牛渚县南。又东，至石城县”，这给东谈主的直观是，居巢、牛渚、石城三县是自西向东连成一条直线的。但内容情况却并非如斯，牛渚虽处巢县之东，但石城并非在牛渚以东，而是远在数百里除外的西南边向，相配是按照当今长江的流向是反向的。由此可见，郦谈元的质疑不无道理。

居巢之异

居巢县，古县名，历史上其称呼曾有过屡次变动。据康熙《巢县志》卷二记录：“秦始皇二十六年置九江郡以居巢县隶之。”“隋置等闲镇，以襄安县入巢县隶庐州。”“唐武德中以居巢为巢州，统治等闲镇地。”由于《元和郡县志》等文籍中俱以巢县为“古巢伯之国，汤放桀于南巢即此地。汉为居巢县，属庐江郡，又为居巢侯国”，加上自晋以来的行政区画中惟有一个处于巢湖岸边的居巢县（巢县），是以遥远以来，在考据历史地舆时，对于居巢这一地名，东谈主们多将其作今之巢湖市的地域来盘考。其实，历史上的居巢县并非只此一处。《太平天地记》于“桐城县”条载：“古巢城俗号为古重城，在县南六十五里。”《安徽通志》亦称：“古巢城在桐城县南六十三里。《史记》：成汤放桀于南巢即此。”新修《桐城县志·巢湖考》记叙得甚为详备：“古代江淮一带的巢即居巢有好几处，单是《左传》里所提到的就不啻一处……到秦汉时惟有今桐城县南一处被建为居巢县。居巢县至三国时因沦为魏、吴间的战场而旷费；晋平吴复立（《天地记》），后又废（晋后不见记录）。今之巢县本系东晋时所侨立的蕲县，隋更名襄安，唐初改今名（《宋志》《隋志》《唐志》），盖因县西巢湖而得名，非秦汉居巢县旧地。”新编的《中国古今地舆大辞书》也称：“居巢县，古县名。巢，又作鄛。秦置，治今安徽省桐城市南。”

之是以出现两个居巢县，是由于古时自九江至巢湖均属南巢国，字据汉代扬雄《荆州箴》“南巢茫茫，多楚与荆”（《艺文类聚》卷六）和隋代卢念念谈《祭巢湖文》“斜通海甸,旁带江汜”（《入门记》卷七）的形色，可知其地域甚广。考古学家杜金鹏训诲的《对于夏桀奔南巢的考古学探索过甚真谛》一文，在详尽文件记录的基础上，“把南巢地望之限制作如下估定：北起六安、合肥一带，南抵江岸，东至巢湖（括有湖东部分地方），西界大别山麓，西南可能跨据鄂东之一隅”。在此限制内，桐城地处南巢中部，于此蛊卦居巢县治的可能性最大，且闻明胜为证。康熙《安庆府志·古迹》载：“巢城，县南六十五里，其城三重，别名重城。南北川泽，傍边陂湖。”因而，历史地舆学家谭其骧在《中国历史舆图集》中将“居巢”明确标注在桐城南部的菜子湖西侧。

据此可判断，《水经》之居巢当在桐城南部的菜子湖西岸。

牛渚之辨

按居巢县在桐城县南六十五里的位置，石城县正处其以东标的。但这又与处于二者之间“牛渚”的水流标的分歧，且两地与牛渚的直线距离王人在三百里以上，沔水弗成能自桐城南的居巢东北流至牛渚后又西南复返至贵池的石城，再东北流向毗陵县这么来去地“折腾”。其中定有蹊跷。

《元和志》载：牛渚为山名，史无县名之载，所谓“牛渚县”名熟悉后东谈主捏造。那么，这“牛渚”是否另有别指？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曾作终末一次巡游，《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录：“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浮江下，不雅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其中的“海渚”，《扩地志》云：“海渚在舒州同安县东。”同安县即桐城县，其县东现为枞阳县地，其位置正克己在居巢与石城两地之间。清经学家、训诂学家阮元经考据以为，《水经》所载的“牛渚”并非在采石矶，而在舒州境内。他在《揅经室集》中明确指出：“秦始皇所行之地均与《班志》合，与《水经注》亦合，云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秦皇于此亦东迆，入南江，故过丹阳……牛渚见《水经》，江水迳此始至石城，则非后世采石之牛渚，《正义》引《括地志》以在舒州是也。”

1957年4月，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舟节中有“逾江，就彭逆，就松易，入泸江，就爰陵”的铭文。据谭其骧等学者订正，其中的“彭逆”即彭蠡，“松易”为枞阳，“泸江”（一说“浍江”）即庐江，“爰陵”便是宛陵（今宣城）。这也充理会说，自彭蠡至宛陵的这条水谈，流程的是枞阳的“海渚”，而非数百里除外采石之“牛渚”。

综上，《水经》记录沔水的这段水谈信而有征，其流向明晰可辨：水出彭蠡泽后，先于菜子湖畔的居巢县南分出一支，经枞阳海渚流经贵池西之石城县，再分北江和南江差异经毗陵县和宁国县入海。而经今之巢县至采石等地的水谈则应属《禹贡》之三江水的某支流。

清代考古辨伪学家崔述曾在《考信录·尚友堂文集·朱子<彭蠡辨>疑》中警告东谈主们：“以后世地形与《禹贡》较开云体育，诚有可疑，然只当疑后世地有改易，而不妥疑经为衍文也。”因此，咱们在盘考历史地舆时亦当引以为戒！